西晋泰始年间，华歆的孙子华廙深受晋武帝器重，逐渐升任“都督河北诸军事”。恰逢此时，华廙之父华表病逝——前途一片光明的华廙不得不致仕，回家为父亲治丧。
守孝期间，华廙的连襟、鬲县县令袁毅被查出受贿。中书监荀勖曾向华廙求亲不得，便趁机恶意检举，导致华廙牵连获罪。晋武帝曾下令华廙治丧完毕后即刻复职，但华廙一直推辞不就，由此也忤逆了皇帝旨意。数罪并罚后，华廙被免官夺爵，沦为一介平民。
生活落寞的华廙一度靠养猪度日，并种植苜蓿为饲料。唐朝诗人温庭筠写过一首诗，感叹这位英才落魄时的凄凉：
刘公春尽芜菁色，华廙愁深苜蓿花。月榭知君还怅望，碧霄烟阔雁行斜。
某日，晋武帝登上陵云台，望见一片阡陌规整的苜蓿园。得知是华廙所种，晋武帝颇为惊讶，曾经的朝廷重臣竟沦落到如此地步，便有了起用华廙之意。
太康初年，晋武帝大赦天下，华廙重新踏上了仕途。
华廙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正是那片为了养猪而种植的苜蓿园，才让他时来运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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苜蓿是豆科草本植物，属于外来物种。原产于伊朗西北部、外高加索山区以及小亚细亚一带，汉代时引入中国。而这一植物的东传，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关。
公元前201年，韩王信变节投靠匈奴，汉高祖刘邦率军亲征。冒顿单于诱敌深入，将其围困于白登山。幸得谋士陈平献计，贿赂匈奴阏氏吹枕边风。刘邦在献资匈奴，并答应与之和亲后，方从30余万匈奴骑兵的包围中脱困。
刘邦去世后，吕后又遭匈奴调戏。冒顿致信吕后：“陛下独立，孤偾独居。两主不乐，无以自虞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然而，慑于匈奴骑兵战力，吕后只能选择隐忍：“年老气衰，发齿堕落，行步失度，单于过听，不足以自污。弊邑无罪，宜在见赦。”
汉初的开局之耻，只能留待后人去洗刷。而汉廷深知，对抗匈奴，关键在于骑兵和马匹。
蓄养马匹是文景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汉文帝听从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，实行“马复令”。即每家养一匹马，官府免除三个人的徭役，鼓励民间参与。汉景帝继位后，沿袭父辈的蓄马强军政策，在汉朝北部地区开设了36所牧师苑，“始造苑马以广用”。
经过文景两代的积累，汉朝“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”，但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。汉朝马匹大多是厩养，除草料外，又需辅以豆、粟等精粮饲料。据统计，高峰时期，汉朝每年要为养马支付至少6亿钱的成本。由于消耗巨大，人马争食的矛盾十分突出。史载，后元二年（前142），因粮食歉收，汉景帝一度下令禁止以粟饲马，凡有违令者，马匹一律没收充公。此外，中原马较之匈奴马，耐力与耐寒性都明显不足，使汉军骑兵战力大打折扣。
文景二帝去世后，养马与反击匈奴的未解难题，遗留给了汉武帝。
建元二年（前139），汉武帝派遣张骞为首的外交团队出使西域，以求“断匈奴右臂”。张骞历经十多年的磨难与奔波，虽未能完成最初的使命，却意外地给汉武帝带回了一则令人兴趣盎然的见闻——“（大）宛别邑七十余城，多善马”，而且“马嗜苜蓿”。
为得良马，汉武帝不惜遣使远赴大宛重金求购。怎料，大宛不但拒售，还唆使郁成王半路杀人越货。汉武帝大怒，自太初元年（前104）起，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两度远征。大宛陷入内乱，国王毋寡被杀，亲汉的蝉封被拥立为新王。“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，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”。此后，蝉封每年向汉朝进献天马（大宛马）两匹。
当时，汉使深信，苜蓿正是大宛马出类拔萃的关键。于是在“得其马”的同时，“汉使采蒲陶（葡萄）、目宿（苜蓿）种归”。作为与西域良马相配套的牧草，苜蓿自此开始了东传之旅。
汉武帝时期，苜蓿既做饲料，也作观赏用。随着张骞凿空西域，往来长安的外国使节越来越多，西域输入的乌孙马和大宛马日益增多，汉武帝索性命人在各处离宫、别馆与皇家园囿大面积种植苜蓿，营造出苜蓿遍野的景象。他的继任者们又将苜蓿引种至乐游苑。每当风起时，乐游苑的苜蓿“常萧萧然，日照其花有光采，故名怀风，又名光风”。
关于苜蓿的实际引种者，无论是《史记》，还是《汉书》，都“不言所携来汉使之名”。在“每有功，必归圣人”的传统思维主导下，率先凿空西域的张骞就成了苜蓿的最早引种者。也有人将这一“功绩”记到远征大宛的李广利名下。
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作出了一个较为中肯的总结：“我们不能假定所有这些植物和种籽都是张骞自己随身带回来的，因为他游历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，而且被匈奴囚禁了一年……但是张骞建立了关系，使得其后几年里（汉使）能把栽培的植物传到中国来。”
最早的引种者已不可考证，但苜蓿由其带入中原后，恰似往平静的水面掷入石子，随即激起了阵阵涟漪，并触发一系列的风云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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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引种苜蓿后，中原政权从中获益良多。
苜蓿适应性极强。因其根系发达，既耐旱，又抗寒，很快就融入了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。与其他西域传来的植物一样，苜蓿“植之秦中，后渐生东土”。
牧场与草料的多寡，直接决定了帝国养马业的上限。在这一点上，汉朝可谓是积极有为。苜蓿从长安扩散后，逐渐播种于陕甘地区，为汉朝的官营马场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供应。
西河郡鸿门县（今属陕西榆林）的天封苑，是西汉初期设置的牧师苑之一，相传于汉景帝前元二年（前155）开辟。近年，考古工作者在榆林南郊发现一处汉墓，墓中出土的农作物种子，就包含了苜蓿籽。经过年代测定，大致推定为汉和帝在位期间（88—106）的产物。可以想见，整个汉代，榆林地区苜蓿遍野，汉帝国的马匹正矗立于马厩，津津有味地咀嚼牧草。
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苜蓿籽，则诉说着汉代敦煌苜蓿花开的盛况。作为西汉往来西域必经之路上的一处驿站，悬泉置既要承担马匹供应，又要为过往客商的坐骑提供饲料，苜蓿传播至此，恰当其时。
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，残缺不全地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：“习置又置前种目宿卌亩置北去置廿五里今年。”大意是说，这一年，悬泉置北部25里处种植了40亩苜蓿。
这些汉简还记录了两宗苜蓿交易。汉成帝阳朔三年（前22）十一月某天，一个叫做“定”的厩啬夫要为马匹置办草料，就近从效谷县常利里一个叫做“马君”的人手里购买了25石苜蓿。也许是所购草料不足额，五天之后，“定”又向敦煌县新成里人“山谭”购买了85石苜蓿与茭。为此，“定”所携带8500钱的购置费，转眼间就进了这个苜蓿贩子的腰包。
两宗苜蓿交易的背后，是敦煌郡充足的苜蓿供应。后来，唐朝人颜师古在给《汉书·西域传》作注时说：“今北道诸州旧安定、北地之境，往往有目宿（苜蓿）者，皆汉时所种也。”
苜蓿为多年生植物。《齐民要术》曾言：“此物长生，种者一劳永逸。”意思是说，苜蓿寿命很长，仅一次播种便可多次收割，极其高产。更可贵的是，苜蓿的营养价值并不输其他牧草。现代研究发现，其蛋白质、维生素和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。尤其是蛋白质含量，比肩甚至超越了大豆。直到今日，民间还有一个比方：马吃一口苜蓿，不亚于吃半块豆饼。
只有优质高产的牧草，才能养出更为膘肥体壮的牲畜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汉朝人同样以苜蓿养牛。时间一长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凡是以苜蓿为饲料的牛，体能都有了显著提升。原本需要两牛才能拉动的车辆，如今只需一头即可，就连牛肉质感也大为改观，史载其“细嫩、具纹，烙饼牛羹，膏脂润香”。
苜蓿与良马的完美组合，使得汉军骑兵逐渐实现了质的飞跃。这一变化，也推动亚洲的攻守易势，汉朝统治者开始有信心放眼域外的世界。
马邑之谋后，汉匈战争已不可避免。为洗刷汉初的开局之耻，自元光六年（前129）起，汉武帝举全国之力，对匈奴发起全面反击。在这场国力较量中，卫青与霍去病等名将率领的汉军所向披靡，相继取得河南、漠南与漠北之战的胜利，将帝国的界碑插到河西与大漠之中。
在苜蓿与良马的后勤支持下，汉军追击匈奴所展现的远程打击能力，也令西域各国心惊胆战并逐渐臣服。汉宣帝地节二年（前68），郑吉受命屯田车师（今吐鲁番西北），八年后（前60），西域都护府建立，西域自此纳入中国版图。
时间进入东汉后，苜蓿与良马彻底重塑了汉军骑兵战力。恰逢匈奴分裂，汉明帝决定对北匈奴发起全面反击。永平十六年（73），大将窦固与耿忠率军长途奔袭天山，成功击败北匈奴呼衍王。此后，汉军不断远征，与匈奴人决战于阿尔泰山。永元三年（91），北匈奴单于大败，远遁西迁。
汉匈百年战争，最终以汉朝的胜利宣告结束。这一战果，后世常有人追忆，唐代人王维在《送刘司直赴安西》一诗中有云：
绝域阳关道，胡沙与塞尘。三春时有雁，万里少行人。苜蓿随天马，蒲萄逐汉臣。当令外国惧，不敢觅和亲。
马，决定了帝国版图的上限；而苜蓿，则决定了马的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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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夫之说过：“汉唐之所以能张者，皆唯畜牧之盛也。”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年代，畜力是维系帝国运转的重要动力源。
跟汉朝一样，唐朝对马政建设也十分上心，且成果斐然。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高宗麟德年间，唐朝在四十多年时间里，共蓄养70.6万匹马。“天可汗”与盛唐气象的背后，离不开这些畜力的支持。
而马政则与苜蓿种植相辅相成。开元年间，唐玄宗李隆基设置马政“八坊”，又配置了1230顷官田，招募百姓专植牧草，为“八坊”的马匹提供苜蓿等饲料。
高句丽人王毛仲是李隆基的家奴。李隆基登基后，王毛仲受封霍国公，兼任监牧使。唐朝马政深受侵占草场、盗窃饲料等以公谋私行为的困扰，王毛仲到任后，不避权贵，“两营万骑功臣、闲厩官吏皆惧其威”，不法行为得到遏止。在其管理下，“苑中营田草莱常收，率皆丰溢”，再无歉收与亏空。
在陇右，王毛仲积极发展苜蓿种植。在他的督促下，陇右地区共开辟出1900多顷的官营料场，大量种植茼麦和苜蓿。陇右马场有了足够的越冬青储，马匹数量从最初的24万匹飙升至43万匹。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名相张说为纪念这一成果，特意撰写了《陇右监牧颂德碑》一文。
同年（725）十一月，唐玄宗泰山封禅，王毛仲从马场中挑选出骏马数万匹跟随。按颜色不同，王毛仲将其分列为多个方阵。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，狠狠地给领导造了一波势。
可惜的是，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吐蕃趁虚而入，占领陇右，“苑牧畜马皆没矣”。王毛仲的苜蓿饲马成果不复存在。此后，唐朝被迫另择他处，开辟新的马场与料场。
早在悬泉汉简的记载中，苜蓿就已经是一种税草。到了唐代，苜蓿成为主流饲料，朝廷也向民间和地方征收此物，“以给诸闲”。朝廷规定，殿中所和太仆所蓄养的马匹，饲料由长安与洛阳方圆五百里的地区供应。随着苜蓿产区的不断扩大，税草征收做了相应的调整：
“诸屯每年所收杂子，杂用以外，皆即随便贮纳。去京近者，送纳司农。三百里外者，纳随近州县。若行水路之处，亦纳司农。”
根据唐史专家杜文玉的考证，唐朝所征收的“杂子”指的是“各种子类粮食作物”，苜蓿子也包括在内。
苜蓿产区的扩张，还缘于唐朝的驿传制度。为沟通管理辽阔的疆域，统御四方，朝廷对交通邮驿建设不遗余力。《大唐六典》记载，唐朝规定每隔三十里就需要设置驿站，全国驿站数量最多时达1639所。而驿站蓄养的驿马和传马，则是帝国人员、物资和信息传递的主要动力与工具。
为了供养这些牲畜，需要就近配属草场料田。开元年间，因任务强度的不同，驿马可获地40亩，而传马可获地20亩。如果有需要应急承直的马匹，每匹还可增加4亩。《天圣令·厩牧令》记载，这些唐代官田被限定专植苜蓿，地方县官需时时监督，不可弃耕撂荒，田中出产的苜蓿，“非给传马，不得浪用”。苜蓿花借此开遍了大江南北。
与唐朝驿站相关的事件，最有名者莫过于“荔枝配送”。唐玄宗时期，杨贵妃酷爱吃荔枝。为讨得美人欢心，唐玄宗不恤人力、物力，要求荔枝产地不远千里配送京师。奈何荔枝“三日而味变”，唐朝的骑手们只能在沿途驿站不停换马，赶在荔枝变味前送抵长安。
唐朝人鲍防曾作诗《杂感》，提到了这一鲜果速运事件：
汉家海内承平久，万国戎王皆稽首。天马常衔苜蓿花，胡人岁献葡萄酒。五月荔枝初破颜，朝离象郡夕函关。雁飞不到桂阳岭，马走先过林邑山。甘泉御果垂仙阁，日暮无人香自落。远物皆重近皆轻，鸡虽有德不如鹤。
好一句“天马常衔苜蓿花”！可以想见，当年荔枝千里奔长安的背后，既离不开骑手和驿马的星夜兼程，也离不开苜蓿这一优质牧草的无声助力。
4
苜蓿与良马构建的汉唐气象，至两宋时却未能再复刻。
宋朝建立后，一度致力于恢复华北与西北的疆土。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，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亲征北汉，一举击败来援的辽军，迫降北汉皇帝刘继元。这时，殿前都虞侯崔翰主张趁热打铁：“此一事不容再举，乘此破竹之势，取之甚易，时不可失也。”宋太宗深以为然，不顾宋军疲惫，贸然进军燕云十六州。同年，幽州大战爆发，宋辽两军战于高梁河。
最终，辽将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率领的辽军逆转局势，大败宋军。混乱中，宋太宗腿部中箭，无法骑马，只能改乘驴车从小路狼狈逃走。雍熙三年（986），不服输的宋太宗再度攻辽。结果，宋军再败。经此数战，宋太宗蔫了，再不提北伐之事。
而在西北，党项人也与宋朝渐行渐远。至道二年（996），李继迁起兵围攻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，到了宋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），其孙李元昊正式宣布脱宋自立。
李氏裂土，大宋群情激愤，朝臣纷纷主战。宋夏之间由此多次爆发战争。然而，宋军始终未能平叛与制服党项人，西夏脱宋已然成为定局。
种种努力失败后，宋朝失去了华北与西北的军马基地。更糟糕的是，原产于中亚的苜蓿喜干旱、怕潮湿、忌水淹，中原与南方受制于农耕需要与自然条件，也不适宜大规模养马与种植苜蓿。因为存在感不强，宋代不再设置类似东汉苜蓿苑、隋唐苜蓿丞等专职机构。
失去了优质马场，北宋养马业日渐凋敝，军事日颓，直至靖康之祸。
至南宋时，情况更为糟糕。南宋偏安一隅，“故凡战马，悉仰秦、川、广三边焉”。宋军要想获得足够的军马，既要花费重金，又时常被人卡脖子。在蒙古骑兵的攻势下，逐渐走向败亡。
两宋的历史短板，恰好是元代的优势所在。《元史·兵志》有言：“元起朔方，俗善骑射，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，古或未之有。盖其沙漠万里，牧养蕃息，太仆之马，殆不可以数计，亦一代之盛哉。”
在苜蓿东传的一千多年里，其价值早已得到历史的验证。蒙元政权靠骏马夺得天下，对养马极为重视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一优质牧草。
中统四年（1263），元朝人刘郁跟随转运使常德出使伊利汗国，将一路见闻写成了《西使记》。在行至玛勒城与诺尔桑城（今新疆西部与阿富汗一带）时，只见当地“草皆苜蓿，藩篱以柏”，可见苜蓿是当地牧民的首选牧草。
至元七年（1270），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，督促农事生产，“仍仰随社布种苜蓿”，为马匹提供饲料。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），设置上林署。除了给皇家供应花卉、水果和煤炭之外，上林署还开辟苜蓿园，由三名提领“掌种苜蓿，以饲马驼膳羊”。
政策推动的背后，亦有技术的支持。在教民种植苜蓿时，元朝司农司在《齐民要术》等古籍的基础上，于至元十年（1273）编成了农书《农桑辑要》。书中指出，苜蓿每年七月便可播种，方法与开挖菜畦种植韭菜一样，及时浇水即可。而《大元通制条格》中又特别强调头茬苜蓿要留种，“初年不须割刈，次年收到种子，转转俵散，务要广种”。
在政府的推广下，元朝的都邑负郭遍植苜蓿。而在大都，围绕着苜蓿地，还发生过一则廉政事件。
忽必烈在位期间，尚书左丞马绍是著名的廉吏。当时，大都周边分散着大片苜蓿地，朝廷要分发给百姓，但朝中权贵纷纷抢先据为己有。有人打算让出一份讨好马绍，被马绍拒绝了：“我并无足够才能，却身居政府要职，常常担心无法尽到责任，又怎么敢谋求非分的福分，招致罪过呢？
于是，权贵们转向了位高权重的尚书右丞相桑哥。后来，桑哥被政敌弹劾垮台，后悔不已：“如果当初我早听马左丞的话，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。”
忽必烈按照行贿账本，开始清查涉案人员。从头到尾未看到马绍的名字，忽必烈很高兴：“马左丞忠诚廉洁，令人尊重，马上让他官复原职。”
5
时间进入明清后，苜蓿仍是帝国畜牧业的最优选。
与元大都一样，明代北京城周边同样广种苜蓿。史载，为保障御马饲料供应，明王朝在北京九门外预留了一百多顷的土地，专门用于苜蓿种植。可随着管理的松懈，这些苜蓿地逐渐被人觊觎惦记，挪作私用。
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七月，东厂太监罗祥向明宪宗秘密报告了一则情况：“正阳等九门外旧有苜蓿地一百余顷，递年种租以饲御马，今皆为御马太监李良、都督李玉等占种。”
明宪宗随即命司礼监、户部、郎中、给事中与御史等多个部门主官联合调查。经查，御马太监李良、任秀、都督李玉、锦衣卫指挥刘纪、彭麟等人均牵涉其中。他们放任及伙同他人圈占苜蓿地，用以建造庙宇和坟墓。明宪宗当即下旨处理：李玉、彭麟等被停俸三月，任秀与刘纪则被捉拿问罪。唯独李良得到了皇帝的原谅，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处罚。
明宪宗终究是个心软之人，没有继续深究。不多时，所有涉案人员均得到了豁免。苜蓿地上的无主坟和寺庙也未被强拆，剩余的土地则交由御马监，“督令官军仍种苜蓿饲马”。
到了明世宗时期，九门苜蓿地剩余一百一十顷。嘉靖皇帝仍照例“分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门，每门把总一员，官军一百名，给领御马监银一十七两，赁牛佣耕，按月采办，苜蓿以供刍牧”。很快，户部右侍郎王軏就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嘉靖七年（1528）七月，王軏调查发现，九门苜蓿地“地多遗利，军多旷役”，土地产能与劳动力严重过剩。他向嘉靖皇帝建议，每门仅保留土地十顷，兵丁三十人，即可满足苜蓿的生产需要。其余土地则租予佃农耕种，按照土质贫瘠程度收取租金，多余兵丁则悉数退回军队服役。这一提案得到户部其他官员的赞同，嘉靖也答应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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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竺可桢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可知，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，气候异常，粮食作物时常面临着减产绝收。这时，苜蓿与番薯、玉米、土豆一齐登上救荒的历史舞台。
元初，忽必烈积极推广苜蓿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“以防饥年”。到了明清时期，苜蓿救荒的案例并不罕见。
明末清初，天灾再现。据《惠民县志》记载，这一年，粮食歉收，饥荒袭来。当地大户冯应晋到自家地里查看收成，只见到两百多亩苜蓿长势良好。于是，他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满是善意的想法：“当此急荒，胡不令人采食？”
家人初听，觉得有些荒唐，怎么能拿牲畜饲料给人吃？冯应晋有些生气：“吾忍以畜故，饥我乡里邪？”随即，他召集饥民，任其自由取食。不多时，两百多亩苜蓿被全部吃光，冯应晋又让人开仓赈济，帮助饥民度过难关。
在连年的饥荒中，冯家救活了五十多户灾民。后来，冯氏子孙连续登科及第，人们都说，这是当年冯应晋赈灾义举的福报。
实际上，早在南北朝时期，《齐民要术》就指出了苜蓿的吃法：“春初既中生啖，为羹甚香。”此后数百年，苜蓿除了喂养牲口，另一潜在用处就是作为中国人的食物补充。明代鲍山在《野菜博录》记录了一种吃法：采摘苜蓿的嫩叶，清洗干净后，进行油炸，用盐调味即可食之。
面对频频发生的灾情，人们不仅利用苜蓿活命，也利用苜蓿助力农业增产。
苜蓿常被用于治理盐碱地。乾隆年间，浙江人盛百二赴山东任职。为官期间，偶然得到孙宅揆攥写的《教稼书》，但又觉得篇幅内容有些欠缺。于是他遍访民间，学习农业知识，花费六年时间，终于在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写成了《增订教稼书》。在书中，他自言“苜蓿法”是从一名沧州老农处学来。
据盛百二所言，每逢盐碱地，可先全部种上苜蓿，每年收割地表植株，四年之后，再铲除其根须。这时再“改种五谷蔬果，无不发矣”。盛百二认为，这是“苜蓿能暖地”的结果。
作为豆科植物，苜蓿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固氮能力，明清时期，人们常常将其充当绿肥。据《鹿邑县志》记载，光绪年间，河南鹿邑的农民遇到贫瘠的土地，往往会先种上三年苜蓿，等到“积叶坏烂肥地，垦种谷必倍”。
苜蓿之于人畜，历史功益甚多。两千多年前，“汉使”之举可以说是利在千秋。
在中国人引入域外物种一事上，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曾给予极高的评价：
“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，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，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体系中去，这是值得钦佩的。中国人是熟思、通达事理、心胸开豁的民族，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。在植物经济方面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。中国有另一独特之处：宇宙间一切有用的植物，在那里都有栽培。”
无论是张骞凿空西域，亦或是全球地理大发现，中国人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，去积极面对和利用域外传入的农作物。
时光流转，苜蓿的紫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。它曾托起汉唐铁骑的雷霆万钧，也曾见证宋明疆域的无奈收缩；它滋养过御苑的良驹，也救活了饥民的性命；它改良过盐碱的瘠土，更沉淀为农耕智慧的一部分。
它卑微地匍匐于大地，却照见了历史的天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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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静怡：《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置所马政及其相关问题研究》，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2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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